新经典主义启蒙


概  述


   
    新经典主义启蒙

                                                         概  述

    新经典主义提出背景:文艺创作的典范性是创作者和鉴赏者的基本诉求。现代社会,一些人抛弃了这样的优良传统,致使作品无艺术性可言,也给文艺发展传递了不 良导向。因而强调文学艺术的典范性越发必要,极为迫切。对于诗歌创作者,典范性是建立在写作基本常识、基础知识之上的,即便是不自觉掌握的。认识不足,要 么方法不对,要么基本功不扎实,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或哗众取宠,与文艺基础理论大唱反调。影响到公开传播的作品上,往往成为文艺领域争议不断的缘由。因 而,摒弃错误认知,善于辨别优劣也是做到典范性必不可少的。
    新经典主义实质:新经典主义是一种新诗创作观念,是把经典因流传而确认的现象上升为经典因创作而产生的创造精神。以典范性为起点,强调文字驾驭能力和精度写作:大众喜闻乐见的、富于生命力的精品写作。
    新经典主义理念:新经典主义遵从艺术的典范性,以典范性为创作的基本准则。诗歌的美应该是思想感情和写作方法的完美统一,即内容和形式的圆融,故新经典主义有思想,不胡思乱想,重视技巧,不卖弄技巧,讲诗颜值,方可言志。
    新经典主义目标:以经典观为立足点,倡导经典主义,发现经典诗作,立志把新经典主义诗歌流派打造成当代新诗的风向标、桥头堡,担起领军重任。在诗歌多元化时代,借鉴古今中外诗学中科学、合理、优秀、实用的成分,成就中式新诗。
    新经典主义要旨:符合典范性,从而超越经典,再造经典。保持对古典文学、传统文化和新思潮的敬畏并超越之。
    新经典主义原则:立足典雅,面向大众。新经典不是要把新诗统一成一个风格,是一个主义,意在经典,以中式新诗为杠杆撬动文艺复兴。
    新经典主义任务:新经典主义发轫,打造名篇效应,为高质量诗作喝彩!倡导有感而发,不为诗而诗,但写出来就得是耳目一新、浑然天成的真正作品。这注定了新 经典主义诗歌是有作者独特的思想、个性的作品。要求作者潜心历练,把凭感觉写进一步上升到靠灵性写,从而得心应手,在诗歌大爆发的时代,达到一个前所未有 的维度:高度、深度、厚度、广度。


                                                          经 典 说


        历史渊源

    人类文明塑造了方方面面的经典,精神文明领域,众多人文经典绽放着夺目的光辉。经典印证了文化的发祥,经典代表了成就,具有感染力或感召力,经典已成为优 秀、杰出、卓越、精品的代名词。意存高远、堪称楷模、开山之作、集大成者、传世之作,这些都是对经典的最好赞誉。
    经典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关于经典的论述,之前贯穿于人类文明各个方面的文论,今人已尝试使其系统化。
    文化典籍方面,首都师范大学詹福瑞教授的《论经典》一书,从经典的传世性、普适性、权威性、耐读性、累积性等多个属性层面论述了什么是经典,从其与政治、 媒体、教育及大众阅读的关系等方面评述了经典的形成,并以此积极提倡社会公众多读经典,是一部关于经典的专门著作。全书广征博引,论据充分明晰,观点新颖 独到,深入剖析了“经典”一词的内涵,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理论研究专著,我们可以此来认识、学习和创造经典。之前林精华等编著的 《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亦可供学习参考。新诗经典化方面则可参考方长安的专著《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研究》以及王文静的论文《中国当代新诗经典化问 题研究》等。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最早是指圣贤之书,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儒道禅三家构成。三家经典中,其共性是揭示了生活世界的三个维度,分别建立了三个维度的智慧。儒家文 化重在社会。儒家的社会构成是人与人关系的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以仁为本,而仁又以爱文本。儒家的爱是以自然血缘之爱为本,由此扩展到他人和天下,最后是天 下大同的大爱,亦即普天之爱。儒家在仁本的原则下,通过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而建立起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道家重在自然。道家文化的自然是天地自然和自然 而然。天地和天地之间的万物由道而生、由道而灭,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道虽玄之又玄,恍兮惚兮,但法乎天地自然。禅宗以心灵的觉悟为本,它所指示的是一 条心灵从无明到开悟的道路。而无明并非本性的愚昧,而是如浮云遮日,人被欲望和业力所限而看不到自己和万物的本性,通过祛除欲望和业力就能驱云见日,了解 和发现自己的自性,自性见,万物的本性也显。一个无明的人便成为了一个觉悟的有智慧的人。儒道禅三家的经典文本分别对社会、自然与心灵进行了研究和思考, 建立和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从而也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心灵关系的指引。
    与此不同,西方的经典在一特别的维度进行了思考,由此留下了独特的经典著作。这个特别的维度是神的维度。它是以人与神的关系来言说的。因此西方的经典都是 神性智慧的显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是盲诗人荷马聆听记忆女神的言说留下的不朽诗篇,三大悲剧诗人的作品也表达了诸神对于人的命运的规定,人必须接受诸 神的规定,否则就会遭遇诸神的惩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形而上学的形式更精致的表达了这一主题。柏拉图思想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他的著作是当 之无愧的经典。中世纪的经典是《圣经》,神不再是古希腊的诸神,而是《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和《新约圣经》中的耶酥。人和神的关系就是人和耶酥的关系,是 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近代思想中的神从外在转到了内在,人成为了主体,神成为了神性,亦即主体中的理性。理性规定了人,人凭理性而成为人。这在卢梭和康德 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现代思想排除了神。马克思的思想是一无神的历史与世界观,以共产主义取代了上帝的天堂;尼采干脆以疯子的口说出了“上帝已 死”,他以超人取代了旧神,超人不是新的神,超人是人,但不是一般的平庸的人,而是有创造力意志的人;与此不同,海德格尔保留了神的维度,但 不是过去已有的任何一个神,而是与人不一样的、对应于人的不死者,人是要死者。人与神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和对应的关系,而是与天地一起构成了天地人神四元 的整体,四元如四面镜子式的相互作用,是游戏般的关系,不分高低,不分大小,缺一不可。后现代思想则只谈文本,文本之外无它物,前面时代思想中的神被后现 代思想所解构,神除了在文本自身中的意义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意义,神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概念和语词。
    建立在人与神的关系这一主题之上的西方人文经典,是神性智慧的不同的表达,这个不同表达是自身思想断裂之后的再创,因此形成了西方思想的不同时代,也形成了不同时代的经典文本。
    中华文明一向有崇尚经典的传统,古时候人们常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穷经皓首,博闻强识(zhi)”,20世纪90年代重又新掀起了中国文学经典热,可以说是文化界和民众自觉的 经典意识的最好印证。
    在17、18世纪,当时社会学领域内流行一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传统文化资源,比如诗歌、故事等是民族精神的基础,关注、重视传统文化资源、保 留民俗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应当重视的事情。在教育领域,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兴起了阅读经典的热潮。当时正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钦斯发起 了一场大学“通识教育”运动,提出大学应该不分系科和专业都应当首先研究“西方经典”或者 “伟大著作”的主张。哈钦斯指出,“经典”中蕴藏着“共同人性”和 “本族群的属性”,是人们共同的文化语言,是沟通现代与传统、防止文明断裂的纽带,因此,学习和研究经典是“文明传 承”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共同精神基础和共同文化根基的必经之途。哈钦斯的这一主张几经努力之后风行美国,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国人的文化认同 感。上述关于西方社会学领域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探讨以及美国教育领域的传统文化教育运动说明,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从来就是各个国家、民族以及不同研究领域必 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当下中国的“经典热”是世界文化史上关于“经典”、“传 统”之类永恒讨论主题的延续。有关文学的经典性、建构文学经典的主体与影响因素、文学的经典化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后经典 ”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与一系列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成果相应,在现代经典观念的影响下,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经 典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议题实质上是对新经典匮乏与渴望新经典面世的焦虑的折射。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就有关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 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经典的概念和特征、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建构、文学经典的解构与边缘化、文学经典的教育与传播等四大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 文学经典的评价问题、鉴赏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内涵意识

    文学经典意识的最早形态应是文化经典意识,接着是汉以来的经学式的文学经典意识,再发展到以纯粹文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学经典意识。文学观念发展的不同阶段, 人们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的内涵也有不同,这又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建构。“经典”连用,最初 见于《汉书·孙宝传》,魏晋南北朝进入了经典的自觉时代,曹丕提及,刘勰立论,钟嵘发扬,严羽光大的经典诗学体系至今举足轻重。而实际上, 经典的作者多是某一方面的专能,很少有站在一个经典学的角度去全面认识创作的。上升到理论高度,则要承认经典的多样性、差异性,避免厚此薄彼。
    百度汉语 经典 详细释义:
    1.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
    2.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
    3.著作具有权威性的:马列主义~著作。~作家。
    4.事物具有典型性而影响较大的:~影片。
    百度百科 经典:
    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那些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
    美国著名学者、《大英百科全书》董事会主席、《如何读书》的作者莫蒂然关于名著的六条标准也适用于经典:
    一、阅读者最多。
    二、通俗易懂。
    三、不会落后于时代。
    四、言近旨远。
    五、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性。
    六、探讨人生问题。
    经典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是那些能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独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
    经典是能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具有独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经典以独特的方式构筑艺术史上永恒的神话,成为至少一个时期的美学尺度。
    经典是民族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础,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经典是一种素质,一种气度,一种魅力,经典是开启心智的钥匙,经典是精神家园的盛宴,经典是灵魂殿堂的基石,经典是永生者的墓志铭。
    现代阐释学、接受美学和审美现象学关于历史对象、阅读过程和审美对象的思考打破了经典内涵的稳定性,经典在古典时代所具的那种静态的、永恒的特征遭到了质 疑。经典也随时被发掘、重构、解构、重新界定。现代的经典观具体内容为:经典是变与不变的结合,是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解的统一体,是实体和各种关系的结合, 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及对它的理解的总和。它存在于作家作品和接受者的交互作用之中,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不断地被理解、不断地展开。独创性、典范性、权威性、 无限可读性、时空穿透力、巨大影响力是它所具有的特性。
    文学经典是文学发展史的流传物,是文学发展历程中最醒目的标志。
    “文学经典意识”也就是人们关于文学经典及如何创作出文学经典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对作品的经典性与典范性两方面的认识。
    文学经典是我国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具有“美学尊严”的载体,其意义和价值主要蕴涵于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开创精神中。作 品的经典性主要表现为它体现了文学之“至道”,包括文学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本质规定性,因为“作品”要 成为经典和可供学习的典范,必须有严肃、深刻的艺术观念、崇高的艺术精神,体现出文学自身的规定性与法则。怪诞不经的东西不能成为经典,人们不能从这类东 西中悟出任何规范和准则来。经典所体现出来的“至道”是无法之法,无规之规。而在分析鉴别作品的经典性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对文 学或诗的本质有更深入的认识,发展出更深刻的诗学理论。如明代七子派从诗歌的“情”、“调”(音乐 性)、“色”(辞采)等本质规定性入手,对前代诗歌作品进行审美品鉴,最终确定了《国风》一脉——汉魏 古诗、盛唐近体诗分别为古诗、近体诗的经典作品。在此过程中,七子派发展出其著名的诗歌理论——“格调理论 ”。在与唐宋派的论争中,从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七子派认为从情与辞的角度而非从载道的角度来看,秦汉之文乃为散文创作之经典。又如,晚明 竟陵派认为,诗歌的本质乃在于作品体现了创作主体的真精神,从而发展出“精神说”,丰富了明代诗学。
    经典作品的典范性,即“常法”。经典作品的典范性在于它们在遵守文学这一共性范畴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作为具体体式的创作,它们又 会为该体式确立基本的文体规范、表现原则与写作方法。这些正是使得这些经典作品极有创造性、极富于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的关键,它们因此成为此类体式创作的 优秀典范,也因此具有可师法性。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康德认为:“一切伟大的艺术典范又无不体现出某种法度,令人觉得不可随意为之。所以艺术当 有某种无法之法,不规之规。天有此法而不言,必假诸天才,天才也不能明训,只以作品来昭示。于是天才之所作便为后世法,理论家还从这类典范作品中抽绎出某 些‘规则’。”文学经典体现着文学之道,它一开始亦是通过天才的作品来体现,来为“文学” 自身,为诗、文等样式的文学确立法则与规定性,创造一些表现原则及写作方法。文学的规律、法则就是通过这些经典范本代代相传,后人在继承前人的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将文学的发展向前推进。
    有时经典因提炼而确立。比如,创作于先秦时代的《诗经》。三千多首周诗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删改,最后在孔子手中成为一个“经典 ”——“诗三百”。尽管孔子删诗有着儒家思想——“ 无邪”的衡量标准,但从对文学自身认识的角度加以考量,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尽善尽美 ”、“文质彬彬”等文艺思想,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孔子对“诗歌”的文体规范、表现原则的看 法。汉人以“诗三百”为解读对象,《诗大序》从中总结出了“主文而谲谏”的形式规律。从汉人的 “赋比兴”说,再到刘勰的“比兴说”、钟嵘的“三义”、“兴味说 ”,再到明代七子派的“比兴托物”的情感含蓄表达原则;从宋人对杜诗的研究,总结出“点铁成金 ”、“夺胎换骨”的写作方法,再到明人的“模拟说”;从宋人对杜诗的“倒插法 ”等写作方法的总结,再到明人在宋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诗及其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进行广泛的文本分析,总结出大量写作方法,使得中国古典诗学不 断丰富、不断向前发展。这些都体现出经典作品的典范性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量。
    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文学经典意识”与西方的“古典主义”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就文本而言,经典与古典, 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经典性,即所具有的关于文学本质的规定性与法则,严肃的文学观念、艺术精神,使得它们不会因为时代久远而变得陈朽不堪被人们遗忘,恰恰相 反,时间总是不断为这类艺术品增添永恒性的证明,使古典艺术的经典地位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提高。就对于创作的意义而言,无论是西方人所说的“ 古典”还是中国文艺观念中的“经典”,都不仅仅指年代久远,而且具有优秀的、典范的含义。这样的艺术品不仅向后代展 示了前代艺术家的天才,而且也作为评价艺术优劣的标准和效法的榜样流传下去。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教人写作的《诗艺》一书中就曾教导人们要“日 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即把希腊文学作品作为学习效法的经典。他还在书中从韵律、修辞、布局等方面分析了希腊文学的写作方法,以此作为学习 的范式。
    人们对新经典的期望也就是对新的、更有效的文学“场域”渴望。故而说,经典是昨天的来信,经典是发给明天的email。


        意义价值

    文化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最高智慧和最高美感的结晶,这包括哲学经典、文学经典、艺术经典。文化传承离不开经典,人类的文明发展离不开经典。艺术经典更是人生审美品质构建的最佳范本。
    读经典,悟经典,用经典,学以致用,借助传统经典,丰厚文化底蕴。习总书记强调:“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 读,“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里面也要求 “深入学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代中国的崛起,习总书记倡导的“中国梦 ”的实现,不仅是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强大,更应是文明的崛起。作为一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的崛起,必须首先要有一套支撑自己文明的精神,这 一套精神就深藏在中华民族经典中。
    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一直保留在中国人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方式中的中华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由一代代中国人积淀下来,成为数千年延续的文化 传统;数千年延续并一直保留在国学典籍中的传统文化,一直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我们为什么强调国学经典?中国保留下来的各类典籍,有 一些是核心价值载体的经典。中华文化的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正好就完整地体现在中华经典内。历史上这些经典承担着塑造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建立我们的国家制 度、形成我们的行为方式的重要使命。
    现在提“国学”不再是跟“西学”相抗衡,而是借鉴西方优秀内容和方法来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并确立中国人 自己的信仰与道德。继承经典的使命,不但要确立经典的重要性,还要承认经典的局限性、特定性,以更好地发挥经典的力量。
    经典形成的过程就是文献被重新编定或删改的过程,编定或删改使原始文献精粹化、标准化,从而成为文体和义理的典范。精粹、标准、细密、全面的经典体系,甚 至成为立身行事的指南。对于一个连续性的文明而言,经典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知识系统。学习及研究经典的意义,就在于使文明的连续性得到有效维系。在世界 诸大文明体系中,唯有中国文明是没有出现过断裂的。那么,这种文明能够得到有效维系的原因是什么?简而言之,它显然有赖于中国社会千古一贯的读经传统。也 就是说,时代在变,但经典保持不变。这样,经典就成了常道,成了一种跨越历史的永恒价值。而经典阅读则成了回复常道、与历史保持一致的最重要手段。国学或 道统的复兴,更具体化为一个时代经学的繁荣及对经典价值的重新认知和发现。道统不是指世俗意义的弟子与老师的自然血脉关系,而是指思想的发源、传承与创 新。学术之根是学术的生命力。这就是人文经典在何种意义上所具备的引导、熏陶、奠基和入门的四大功能。
    社会意义上,经过历史漫长沉淀而形成的经典,在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
    经典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启蒙意义。国学经典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立了基础,阅读国学经典是一个熏陶气质、改善性情、提高涵养的过程,这个 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着行谊谨厚、品行端方、敦品厉行的谦谦君子。《周易》所阐述的“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论语》所强调的 “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诗经》所培养的温柔敦厚的情感,《道德经》所闪耀的思辨智慧等等,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 范式。品读先贤留下的经典,恰如与他们进行一次次心灵的直接触碰,进而去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见贤思齐,激浊扬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是这一文化体系的主要载体。中华民族素有珍视经典、传诵经典的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对经典的阅读,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获得了心灵的滋养,明理解惑,奠定了人 生观和价值观。在今天运用经典就是学习中国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经 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
    宗白华先生认为中西的形上学分属两大体系:西洋是唯理的体系;中国是生命的体系。唯理的体系是要了解世界的基本结构、秩序理数,所以是宇宙论,范畴论,生 命的体系则是要了解体验世界的意趣(意味)价值,审美意象也是中国审美意识区别于西方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艺术经典所体现的重要特征,比如唐代的 “境”和宋代的“韵”的特征,都构成了独立于世界美学体系中的中国艺术精神因子。
    经典的美、情、气之所以不会过时,正在于它来自火热的生活现场,经典自诞生之初就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
    经典高度地集中了人类已有的智慧和已探明的真理,构成了人类现有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标志着人类的认识和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认知领域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经典的本质和生命力在于,它集中体现着人类理性所具有的超越时空、超越实存的创新特质和精神魅力。也许并不是所有的经典所阐发的所有理论都是真理,但其所 留下的探索足迹和智慧之光,会引领人们走向寻求真理的道路,使人类逐步摆脱愚昧和黑暗,走向文明和光明。
    各学科的经典著作是自身传统的记载,显示了自身学术和思想的脉络,离开了它就是空中楼阁,就失去了学术和思想的渊源,虽不排除也可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可 能,但会缺少历史的眼光,缺少大气和整体视野。通识教育重在引导、熏陶、奠基、入门,重在通过经典获得一种人文的启示。
    经典是作者根据个人的世界观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创造,它体现出丰富的人性色彩和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和原创性的表达,同时它提出的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与当下的意识结合,又会在对经典的独特阐释和传播中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经典是人类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中的精华,它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各种文化成果和现实生活价值,成为时代生活的写照。由于这个缘故,但凡经典之作,无论是理论 的抑或文艺的,总是历经时代的考验,为历史所首肯的成果。它们的产生可能很久远,它们的产地可能远离我们本国,它们的内容可能通俗易懂或深奥难解,但它们 决不平庸浅薄,也决不辜负任何人的潜心研读。
    艺术经典是艺术流派、艺术类型中特别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具备着某种永恒的美学价值或持久的艺术品质,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空间的转移而发生价值和品质 变化的作品,是在每个时代经过选择、比较、接受后依然对人们有着教育意义、指导意义、美学意义的作品。西方的美学注重理性与逻辑,中国的美学注重生命与感 悟,艺术经典的美育价值探析悟,所以在对中国艺术经典的审美上,不只是属于“经验的”层次,更是走进“超验的 ”范畴。中国古代的艺术经典正是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古代传统艺术中的绘画、书法、音乐、戏曲、舞蹈、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都在上下 五千年的中国优秀历史文明中留下了种种印记,同时也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和民族特色。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重视的不是表面现象的真实,不是作 品中写的是什么,而是艺术作品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宇宙原理“道”,以及与“道”冥契协调在一起的艺术家的 人格。艺术作品——道——艺术家的人格,这三者的统一,就成了中国的艺术,成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
    艺术经典具有重要的历史观照价值。它一般可以真实地反映出特定时代社会与人们的生活面貌,为后代学者研究其文化与社会的变迁提供范本。艺术经典因其对于客 体对象表现的直观性,一般能够真切地表现出一定时代的特征与人们的精神状态。更有许多艺术经典作品具有重要的史诗性意义,成为一定时代的镜子,令后人得以 认识和洞察该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风貌。
    文学经典具有历史内容的概括性和预见性,重读经典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取法捷径的意义,经典作品对提升人的历史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学习经典是继承人类历史上 最重要文化成就的必由之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经典就是人们最好的学习范本,最丰盛的精神源泉,最神奇的人生辅佐。他还提出将本国的经典与外国的经典 相比较,从而做出客观评价的主张,这对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很有效的方法。中国社会目前正当深刻转折之际,要开拓崭新的历史方向,建设现代 文明,不可须臾脱离人类以往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能否在这伟大历史机遇中出色完成继承经典、发扬经典的任务,确实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一方面,文学经典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形象书写,集中体现着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对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承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经典的价 值还在于它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开创性精神。对于认识、理解和借鉴民族文化传统来说,与抽象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伦理道德等各种意识形态相比,文学经 典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文学经典不但能够丰富和创新文化传统,而且同时也是推动文化实践的力量。文化经典乃圣心独运,目的在于参天地奥秘,教化人伦,却 能做到性情与文辞相里表,得文章之髓,因而能够很好地起到“以文化成天下”的作用。文学经典与文化经典一样,也能够体现人文之 道,化人心灵,但又须体现出文学经典自身的特质——情辞(文)结合。
    经典文学作品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结晶,其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和浓厚的文化价值对于人类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对于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经典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经典常常体现出写作技巧、写作内容、写作风格的创新,从而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创作起到的引领性的价值意义,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学经典对我国文学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我国文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的形成奠基了坚实的基础,因而成为深刻影响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 原因。认真总结文学经典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成就及其所体现的创新、开拓和探索精神,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提升精神境界以及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一项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作。这是因为文学经典不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最高典范和宝贵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净化心灵、提升道德情操、培养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提供 了最好的教材。
    价值教育包含人类基本价值、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社会主流价值三大方面,三者虽然有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同时相互借鉴,彼此通融。因此,缺乏中国优秀传统价值 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没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也就没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契合 的,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厚土壤和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中,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都是其中重要的精神财富。
    从教育意义上讲,经典文学作品可以给整个人类群体充当灵魂导师。文学作品作为文化文明的承载体之一,是教材中必须要出现的内容,而经典文学作品便成为了教 材编撰者们的首选。经典文学作品编入教材后可以起到传递文化文明的作用。读者可由经典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自己、认识他人,以及陶冶性情, 完善人格,提高审美能力与趣味。经典教育需要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正确的价值解读和价值诠释,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如“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握其中的价值理念;需要保持“温情与敬 意”的基本态度和“抽象地继承”的基本原则;需要在继承传统诵读方法基础上,借鉴现代教育方法,注重方法的优化组 合。
    文学经典教育是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实现人文素质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学经典之所以能担当此任,主要是由文学经典本身的普适性、内涵丰富性、无限可读性、 原创性开放性、跨越性、权威性等价值特征所决定的。文学经典的当前危机并非其本身价值的危机,而是整个人文语境的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 ”。文学经典教育对于当代高素质人才培养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对高素质人才进行“中国心”教育、创造力教育、意志力 教育、情感力教育、审美力教育,而这些共同构成了人才的软实力。有了文学经典教育,能更加充满人文灵性和创造力,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文学经典教育要摆脱当 前的困境、重现文学经典的价值魅力,应寄希望于整体人文环境的改善和经典研读方法与传播方式的改变。
    一个产生了经典的时代是智慧和真理在场的时代,一个没有经典和有经典不读的时代是智慧和真理阙如的时代。经典是一条与时俱进的河流,只有新水流的注人,才 能丰美多姿。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 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 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 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 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中国现代诗人、诗作经典化的过程,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一个建构的过程,建构了什么呢?大而言之,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阐释、整合诗人及其诗作内在的情 感、思想质素与文化价值等,将其凝练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现代精神;二是将诗人特别是其诗作中的形式艺术、诗美个性等揭示出来,阐释、凝练成为一种中华 民族现代审美形式、审美意识。
    经典化是一个过程,一种途径,一种方式,并不只是一个目标和结果。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步明确自己的方向,会对经典有新的理解,对新诗的体式,新诗的 理想,新诗的标准有更加具体明确的认识,并形成共识。经典的寻找、遴选和塑造是文学职场中人的事情,也是大众的事情。新诗“经典 ”变动不居;现代话语参与遴选、塑造新诗“经典”,新诗“经典”也因此参与且将继续作用于 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这一特点使其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有助于其继续传播与诗意的彰显,那些审美性突出的作品也因此具有了沉淀为超越时空的真正经典的可能 性。而如何使新世纪诗歌的“经典化”及“准经典化”获得有效的历史沉积、成为文学史的合理记录,则必将 成为一个关乎诗人、理论家才华与眼光的开放性话题。
    创作是经典化的源头。文学经典意识是推动中国新诗经典化的重要力量,阐释经典新诗及其经典化的价值构成与明确当代新诗经典化的既成性共同,奠定了中国当代 新诗经典化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前提。中国当代新诗在其所处的时代及文化语境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学特质,其发展轨迹、经典生成机制及经典诗作构成极为明显 的体现着这一点。新诗经典的生成无疑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诗作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新诗鉴赏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 不同时代读者对诗作的审美和情感认同等等,都是引发和推动新诗经典生成的既有成规。毫无疑问,新诗史著作的汰洗、新诗批评的引荐、新诗选本的遴选以及新诗 教育的推介是当代新诗经典生成的基本路径。这也就意味着新诗经典化的过程存有一定的共性,这使得立足整体,将当代经典新诗的生成及其经典化过程放置在当代 文学整体发生与发展轨道之中,以凸显当代新诗的整体发展状况,明确当代新诗经典化阶段性历程的共性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当然,针对新诗经典问题的宏观性考察 最终还是要回落到具体当代诗人及其诗作的经典性上。除经典生成的共性推动力以外,当代新诗发展过程中既成经典的独特性也是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艺术 评价是在个人审美接受基础上形成的,但是经典的形成需要群体和时代的认同。新世纪诗歌以写作主体的大众化为表征,借助新的传播媒介,逐渐开掘和建设着大众 诗歌美学。“网络诗歌”在为当代新诗引入新的文化特质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诗歌“怪象”乃至 “乱象”。正因如此,呼吁“深度化写作”以召回新诗创作、鉴赏及批评的“经典意识 ”,在当前文化语境下亟待提倡。中国当代新诗经典化问题的深入阐释,除增强对当代新诗的总体发展状态的清晰化认知以外,在对部分既成经典新诗 的经典性反思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对被遮蔽的优秀新诗的发现与补充。这要求当代新诗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既要客观呈现并关照已经成为经典的新诗人及其经 典诗作的客观事实,同时更要以发掘的心态努力寻找当代优秀诗人诗作的沧海遗珠。
    对于创作者而言,就是不违背文艺基本理论,不犯学术性错误,体现语言的高超、技巧的娴熟、思维的灵动,孕育和再造经典。
    确立诗歌经典,从中抽绎可供创作借鉴的法则以资创作,这些在中国古典诗学中都有所体现,尤以明代诗学为甚。明代诗坛的热闹、不同诗学宗派的纷争无不源于 此。他们对经典作品的认定,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各种写作方法,无非是要为明人的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范式。不同的是,“古典主义” 中“经典”对象是明确的,即古希腊的作品,而中国古典诗学中,因为不同人、不同宗派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对于文学经典的认定就不 同,比如道学家与文学家心目中的文学经典就不一样。即使文学观念相似,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定也不一定能完全相同,如明代七子派宗秦汉之文,唐宋派宗唐宋之 文。同时,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文学经典意识又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新的内涵补充进来,这些又构成了各代诗学的自身特点。
    当代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豆丁网”、“爱学术”、“道客巴巴”、 “中国知网”、“百度文库”等专业网站,“微信读书”APP,甚至一些阅读量 不高的公众号上,中国的文艺理论是如此丰厚,反观经典化实践又是那么的孱弱。
    习总书记说“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经典影响创作,创作形成经典,作家对经典的接受往往内化为自觉的经典意识,又自 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努力创造新的文学经典,成就一代风流是历史赋予当下文学的责任。新经典主义是对百年新诗“如何新诗,怎样 规范”这一基本命题首次正面的郑重回答。

                                                 实践纲领


    经典是在一定的审美框架内形成的,而新的框架又意味着新经典的诞生。
    经典具有典型性,对于经典,对于好诗,基础及框架极为重要。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超能力,形式与内容的结合需要作者以相对稳定的范式体现新意。
    以古典诗词为例,在创作这些诗词之前,先是对形式的掌握,然后是内容上的落实。中式新诗相对简化并重新界定了诗歌的形式,然后深耕内容以实现新诗创作的精湛追求。
    新诗在积累了百年经验基础上,十分必要倡导创作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迈向经典化道路。冯中一主编的《新诗创作美学》体系完整,可作为参照。
    新经典主义最基本的要求是典范性,也就是注重作品艺术性,从而达到诗意、诗趣、诗味的完美统一。
    诗歌创作的终极诉求(诗美品格)是审美格调和精神向度。诗歌创作基本要领的掌握,基本功的练习是实现以审美格调体现精神向度的必由之路,当然也是经典化的 基本要求。不注重语文基础、文学功底及诗歌创作基本理论、基本技巧、基本法则、基本要素,根基不牢,舍本逐末,是无以成大器的,能把小学、初中、高中语文 全面掌握并做到活学活用,这样的水平就已经相当于文科状元了。
    浮于表面多半是基础不扎实、不得法、阅历不深、视野不开阔所导致的。放弃基本的技术性要求,不尊重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则,作品质量就无从谈起。大而言之,诗 体构建、诗学出新、诗歌流派的形成是一个时代诗歌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当然也需要牢固根本。
    名篇未必是经典,不为人知的佳作也未必不是绝妙好辞。文学史上有些文本,现在看来可能是初级阶段不成熟的写作。一个好的作者会把可读性作为基本前提。有些 所谓名著没办法读下去,其中确实有写的不好的,冗长拖沓,不够生动形象的评述、概括、泛泛而论的话语俯拾即是,令人不解的是很少有人出来批判这些作品。
    天赋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阅历中体现的禀赋,其主要特征是对艺术美的直觉。尝试创作时首先是其个性、经历、感想通过诗歌表现和抒发出来,其次是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和契合了诗学原理。
    在自然创作阶段,作者可以凭着天赋和一时的灵感写点东西。而作者在创作之路上有一个正确的理论灯塔,无异会使其事半功倍。这样就要求我们培养诗的思维,掌 握写作基本要领,遵从一个成熟的,系统的理论范式,并在创作上进行细化。物理的尽头是数学,数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神学的尽头是诗学,大而 言之可以是宏大的体系,小而言之可以是行之有效的手法。古之诗人,学富五车,当今写手,少有专业。作者可逐步了解现代诗学的体系、结构,然后再掌握些相关 的技法,提升表现力。
    创作也是一种创造能力(首次提出新的概念、方法、理论、工具、解决方案、实施方案等的能力)。掌握相应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创造力的提高。新诗创作要有一定的 写作基础、文化素质、人文素养,也与作者独特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阅历分不开。 
    理论好比是“道义层面”,而创作则是“秉承道义”的具体人生(创作方法一般以某某主义命名),诗歌创作 是一个具象化的过程。一个诗人能够持续性地写出优秀作品,扎实的基本功,正确无误的导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不重视理论体系,一些作者、读者或评论家难免 走些弯路。诗界要敢于揭疤,自我革命,避免不成体系亦抓不住要害的流弊。中国特色的诗歌作品需要广义的诗学重拾,需要有自成体系的系统讲义。

    诗学可分为诗论、诗史两部分。
    现代诗史可参照王清波《诗潮与诗神》等专门著作。
    新诗理论相对全面、系统、具体、规范的学术框架为:
    本体论(包括新诗的概念、新诗的类型、作用与影响等。)
    创作论(包括写作基础、创作方法等。)
    审美论(包括新诗美学、新诗的鉴赏、新诗的评论等。)
    主体论(包括作者思想意识、审美个性、修为素养、人生境遇等。)
    发展论(包括新诗的历史、新诗的流派、诗学体系等。)
    传播论(包括新诗经典化等。)

    诗歌创作三大步骤:
    1.掌握要领。
    2.形成风格。
    3.突破自我。

    中式新诗创作的大致模式:
    1.范式。语言架构。言近旨远,浅显通透,平白如话,简单明了且文通字顺、布局得当,拒绝晦涩、凌乱的表达。太满主要是说主观的东西抖搂的过多。客观的东 西也要精炼,有的放矢。要学会用寥寥数语把意思表达明白、事件表述清楚的本领。可以无技巧,不可无功底。
    2.体式。诗体构建。中式新诗的格律体新诗及自由体诗歌,各段落的行数有一定的规律。
    3.招式。写作技巧(修辞手法、表现方法、表达方式及创作方法)。所谓无招胜有招,实际上是能随心所欲、灵活娴熟地运用各种技巧。创作者合理安排形式要素 和内容要素,达到表现力(技巧)和感染力(情:情节、情感线、情境,意:意象形成意境,意境造就意蕴,意蕴升华意味,意味意味着意趣)的完美统一,从而达 到品(独特性)的实现。重视炼意,意炼好了,就会有品有格,字、词、句、篇也就顺理成章了。
    4.图式。审美品格、精神向度。图式这一认知心理学概念,在文化艺术上就是人脑掌握的各个单元、各种元素组成的审美心理结构,比如意象、背景、事件、现 象、脉络、情操、文化素养等,简单地可理解为综合因素及其构成的内容,在诗歌中应该是具象化且不是平淡无奇的罗列。中式新诗也可以说是一种图式。
    新经典主义诗歌流派的中式新诗创作要点可化繁为简,梳理为简单的一句话:格式+叙事,作品可依此基本框架布局谋篇。


    语言架构。
    诗的实质是美的文字载体,是文学,是文字艺术。有丰富的内涵,外延也具有无限的多样性。
    新诗是五四时期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词,以白话为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五四之后,诗歌创作的语境不一样了,古典诗词日渐被白话诗取代。
    到了八十年代,汪国真还写些古诗词,甚至为诗词谱曲,但他的佳句基本出现在白话诗中,此时新诗创作日渐提升,但并未上升到应有的高度。
    新诗的工具是白话,对诗人的基本要求是要过语言关。文字雕琢只是起步,既然写诗的最高境界是“诗外之意”,意在笔先,就需做到流 畅自然,没有造作之感。初学者往往把注意力放在组织语言上,有经验的作者则会突破语言束缚,把梳理脉络作为基本要点。
    写诗是一种修行,潜心修炼终有神来之笔,历经淬炼会达到质的飞跃。练笔是炼字、炼句、炼意、炼格,也是炼心、炼气,直至臻于化境,浑然天成。主席在世时, 在和陈毅谈诗的信中,并没有肯定当时白话诗的完全成功,他的借鉴民歌而产生新的文体之预见,其实也就是期待着自然流露而非故意做作的好作品出现。

    诗体构建

    新诗按题材分类不下百种。按内容一般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写景诗及哲理诗。按体裁可分为韵律体新诗和自由体诗歌。
    从根本上讲,诗歌是一个单独的门类和样式。这样说来,标新立异,把诗歌混同于别的文学样式,以散文或其他出格的文体而创作的作品,或许根本就不是诗。
    当下人们现代诗的写法,一种叫散文化(不同于散文色彩及口语化,这二者是允许的),一种叫诗化,前者濒临末路,后者方兴未艾,诗化而不造作是为逸品,而中式新诗首先是在形式上与散文化的作品有所区别。
    新经典主义的诗体构建的要点是提倡形式上的规范,即中式新诗的规定(格式)。

    希  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过时;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是胡适早期的格律体新诗,近乎平铺直叙。

    兰 花 草

    从山里回来
    你随手带来一簇
    柔弱的兰花草

    月明时分
    你偶然看到她
    含着泪光  和星星对话

    弥漫沙砾的路上
    你独行踽踽
    不知谁会为你绽放于  茫茫戈壁

    冷冷清清
    寥落的星际
    浅笑的弯月像是嗅到了  隐隐的心香

    比较之下诗神一如的自由体诗歌更具情节化、内心化化,做到了以表现力实现感染力。

    大多的诗作在断句、分行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点不好标点,分不好段,分不好行,不分行也无所谓。新经典主义的中式新诗力图规避这些通病。
    首先是标点符号的规范方略:作品中省略表示停顿的四个标点符号(顿号、逗号、分号、句号),别的标点可以用。句子中间省略的符号用一个字的空格代替,句末直接省略。
    其次是体式规范化,体式特征是:同一作者,只有一段的微诗、小诗、短诗,各作品的行数尽量一致,一段以上的诗作,每段的行数要有规律性,如可以每段的行数 相同,也可以奇数段和奇数段的行数相同,偶数段和偶数段的行数相同,也可以前几段的行数相同,后几段的行数也相同,一如后期用的是三行乘四段的体式。
    格律体新诗与自由体诗歌诗体上的区别是押韵,每行的字数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自由体诗歌可押可不押,不要求字数的对应。
    中式新诗的格式规定,可发扬院体精神,先从形式上做到谨严精巧,同时用格式的限制,确定禅意、留白等美学诉求。
    格律体新诗有其独特的美学效应。局限于格律限制诗意的发挥,摆脱韵律限制的自由体及口语化,不去追求节奏、韵律和明显的整齐划一,会使得诗作更侧重于意蕴的体现。
    自由体诗的主要特点是断行方式随意、字词句章随意,侧重口语性不用韵也可蹭韵,在新经典主义诗歌中也要求每段行数有一定规律,和韵律体新诗合称“中式新诗”。
    具体地说,中式新诗可以有以下几种段式:
    N行*X段
    N行*X段+M行*Y段
    N行与M行交错的段落。
    关于断行。断行不是“断句”。断行指诗人将本应属于一行的内容分为两行或几行。在现代新诗中,一行,可以是一句,也可以是半句, 甚至是一个词、一个字。所以行不同于句,一行未必是一句,一句也未必是一行。其主要作用是运用停顿形成字词的强调,语气的转换,达到预想的效果。
    以微诗为例,其基本结构为:
    一个停顿
    一个停顿
    两个停顿
    有时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延长或减少(加减停顿),看上去像把四行转换成三行,以避免那种刻意的整齐划一。有时候,也可以是一句话按几个停顿分成三行。
    由此演化的3行*4段,是诗神一如后期自由体诗歌常用的体式。
    相对来说,段式上,格律体新诗反而较自由体诗歌自由些,它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变换出很多段式,而自由体诗歌一个作者即便局限于一种段式也够用了,只是句子的长短相对随意些。
    比较而言,韵律诗每一首都有自己神奇的韵律美,而自由体则侧重意味的体现。


    写作技巧

    修辞手法
    包括比喻、比拟(又名比体、分为拟人、拟物)、避复、变用、层递、衬垫(衬跌)、倒文、倒装、迭音、叠字、顶真(又名顶针、联珠)、对比、对偶(对仗、队 仗、排偶)、翻新、反复、反问、反语、仿词、仿化、飞白、分承(并提、合叙、合说)、复迭、共用、合说、呼告、互体、互文、换算、回环、回文、降用、借 代、设问、歧谬、排比、拈连、摹绘、列锦、连及、夸张、警策、示现、双关、重言、重叠、指代、用典、引用、移用、谐音、歇后、象征、镶嵌、析字、委婉、婉 曲、通感(移觉、移就)、跳脱、转文、舛互。
    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Car2wKKVGhvKBkOcpFXnFQ
    首要的比喻更可细分为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又名复喻)、倒喻(又名逆喻)、反喻、互喻(又名回喻)、较喻(又名强喻)、譬喻、饰喻、引喻、隐喻等。胡壮麟有《中国比喻理论的发展论述》一书做专门论述。
    运用时可把人格化的修辞比喻、比拟列为重点。

    表现方法
    包括:类比、衬托、渲染、想象、联想、照应、转折、托物言志、卒章显志、象征衬托、托物起兴、虚实结合、点面结合、动静结合、伏笔照应、托物言志、设置悬念、渲染环境、材料安排、结构布局等。

    表达方式
    文学中的表达方式有记叙、说明、议论、抒情、描写。

    叙事风潮
    叙事是以记叙、描写为主的基本表达方式。细节、情节是文艺作品形象思维的具体体现,诗歌的形象思维通过描写细节、记叙情节而展现内容。
    结合形象思维特性和创作手法的叙事性要求,是中式新诗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叙事及格式)之一。
    现代诗中的叙事不等同于传统叙事文学的叙事。是指叙事性(情节化、故事性、戏剧性、生活化)。
    文艺作品的基本要求是言之有物,落实到文学作品的具体手段就是叙事。
    初习作者能把文字落实到具体的景物、人物、事物上,完成浅显的描写,如能自觉形成诗意叙事,就算是入门了。
    叙事手法可确定作品自然的架构、脉络、走向,在诗歌创作中灵活、生动地运用叙事这一表达方式,可以进一步深度挖掘感人的细节。
    作者需树立叙事意识,能够和善于把诗句落实到具体情节上,作品经作者诗化处理应有别于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等。这样才能达到意象经营大于修辞的效果。
    没有情节性,作品就会显得空泛,甚至空洞,情节构思可避免言之无物。叙事是实现形象思维、生动、灵动这些诗歌特质、诗歌要求的基本手段。通过叙事手段突出 情节性,这样作品就会更加形象生动、简明扼要。把握好叙事,可以是实写,也可以是虚构,只选择和立意相关的素材,克服晦涩,直白,两个流弊,尽量别把诗外 之意直接说出来。练笔时达到“能品”,最后才可能是“神品”、“逸品”。
    与叙述、陈述、盖述、描述、论述不同的是,“叙事”相对来说要具体些,不是笼统的讲述、解释、说明、议论、总结、用大词甚至直接 抒情的句子。作者应以叙事为根,把作诗看成是(诗意)叙事,把写诗说成叙事,议论、抒情、言志等非叙事成分只通过叙事自然流露。
    诗意叙事中的叙事可以轻故事,余情节,也要避免笼统叙述及平常讲述。要做到能把一点墨汁升华形象,而不是越抹越黑。
要善于通过多元化的思维、多方位的思考形成有机的张力。“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样诗歌理论上最经典的语录,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理论。 叙事是“诗外”通向“诗内”最基本的桥梁。
    诗意叙事,需避免不必要的概括总结、一般论述,泛泛陈述等非诗歌语言,避免作品没有纵深,索然无味、干瘪空洞,流于直白。
    诗歌作品应理趣相宜,尤其不可无趣,直奔主题,直白干瘪地表述精神、思想是不可取的。叙事,是组织内容,展开脉络,这样才能把主观落实到客观上,也就是通过诗意的情节体现生命感悟,心灵意蕴等诗意,而不是直白论说。
    前人用寓言形象地说明道理,古人倡导的绝圣弃智也可以用于诗歌创作上,创作者要学会把大道理隐藏起来。
    反抒情,反议论,反说理,反说明,让抽象思维转化为形象思维, 主观的东西客观化,通过叙事,让意象组织成意境,意境演绎成意蕴才有望成为逸品。也可用虚构技巧丰富叙事层次。通过构思情节,让抒情、议论、说理、说明等 主观的东西,观念、感受、情绪等隐藏起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间接表述用一个字简单点说,就是禅。
    当下诗歌创作兼容并蓄,从着眼于铺陈到转向细微描写,从以往的积累词汇、罗列辞藻、照搬技巧等走向叙事、走向诗性。确切地说,抒情、议论、说理、说明、释 义以至于叙述、描写、修辞、意象等是初级的,有的还不是诗艺需要的,这些大都是为叙事服务的,可以通过叙事来实现,侧重于叙事,有利于专注于诗意的实现。
    精神向度是作品的灵魂。但又以不直接表述为妙,这样就需要通过意象,特别是动态意象的运用,实现的手段就是叙事。让形象生动地跃然纸上。没有细节的构思是 单薄的。大多的诗病是不求细节、不重叙事、舍本逐末导致的。作品中只有诗作者的想法,缺乏表现力,就不会有更好的感染力。一味地向想法上靠拢,而不是实现 事件的展开,情节的变换,作品也很难成为上品。论述的句子过多,通篇只有貌似深刻的想法、见解,莫名其妙没来由的说理也是现当代诗失败的主要因由。几乎所 有的技巧又都可以通过细节表达出来(叙事)。通过诗意叙事,实现新诗美学诉求,譬如让抒情议论言志等目的性表达“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的禅意、留白效果。
    小的方面说,叙事性可以看作是情节性。大的方面则是情节性的展开。情节是诗意叙事的落脚点,意象是情节的角色。把叙事做好也就做到了言之有物,言之有趣,言之有意(意象、意境、意蕴——诗意)。
    诗意叙事是以情节点、情感线、意识流的律动和深度意象构筑感染力,实现化境之笔。(小诗不重叙事,偏于灵性,有其独特的手法。)通过诗意的叙事让意象活起 来,让作品灵动自然,体现情感(线),从而形成相关的面,达到体(诗意)的实现。
    叙事性中有情节、经历、见闻,远景、近景、特写,心理、情绪、感想等诸多可以选择的要素,可以之巧妙组织布局。。
    抒情文本中,这一叙述动力结构可以在三重关系中表现出来,即时间、逻辑与空间关系。这三重关系在叙事文本事件的组合与情节发展中依然存在,但在抒情文本中 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所形成的叙事动力与读者动力相结合,共同推进抒情诗的叙事进程。《论抒情诗的叙述交流语境》对抒情诗通过抒情主体对抒情对象的 情感抒发实现叙事交流,并最终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的情况进行探讨,认为这种交流“既可针对特定的个人与群体,也可针对抒情人将之人化的自然 物体,还可以针对抒情人自身”,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与最广大的读者的交流,引起读者的共鸣,实现情感的共享。
    《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系统全面地归纳了诗歌史上叙事传统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叙事这一诗化手段。
    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借鉴了西方叙事性书写风格。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系统的叙事学。
    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涌现了三次浪潮(当代汉语诗歌最具实质性影响的努力),即现实主义诗歌的勃兴、朦胧诗的崛起、新生代诗歌的涌现(口语化努力、叙事性表达方式的强调)。
    “叙事”是1990年代先锋诗歌极为重要的艺术策略,“在90年代的先锋诗歌中,叙事成了诗人们介入诗歌和生活的 ‘平台’,叙事因素成了许多诗境的关键架构,叙事性上升为核心标志和有建设性意义的审美倾向”,罗振亚甚至认为, 1990年代的先锋诗歌正是凭借成熟的“叙事诗学”,实现了对1980年代诗艺的本质性置换。从文体学上说,诗歌的功能主要是抒 情,小说则侧重于叙事,在这个角度上,1990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诗学”实际上并不是单一的叙事模式,而是叙事与抒情杂陈的综 合写作,这正如孙文波所说,诗歌中的叙事常常体现着“对于诗人的综合能力的强调”。在这种综合写作中,叙事之所以能够 “诗化”,不仅因为它构成了“许多诗境的关键架构”,还因为参与叙事的诸多语词都经过了诗意的整容,发 生了意义变形,减去了叙事本身的现实对位特征,呈现出诗歌的韵味和气质来。
    在中国新诗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期像1990年代这样如此明确而全面地把叙事视为新诗最重要的修辞手段、结构特征、艺术肌理和诗歌能力。
    可参见谭君强诗歌叙事学研究论著、孙基林诗歌叙述学论述及姜玉琴《思浓情淡;中国现代新诗叙事传统研究》、龚奎林《新世纪诗歌的叙事与抒情》、傅华《中国 现代抒情诗叙事性研究》、杨四平《中国新诗叙事学》及李昌标《诗歌叙事语篇高级概念整合研究》。

    创作方法:
    创作方法是创作者构思作品的基本原则,往往是文艺思潮和流派的标志。
    文艺作品的基本创作方法,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其中的有机成分都可供我们借鉴和运用。需避免把现代诗的概念偷换成现代主义和现代派诗歌。
    新经典主义规范格式、侧重叙事,以利于以审美格调体现精神向度。

    品格向度

    高格写作
    有时诗评家乐于探讨懂与不懂的话题,却每每回避诗和非诗或者说不成功的诗的界定,不能作品还没成功呢,就赖别人看不懂。
    诗无达诂,诗歌可以从手法、品格及类别上进行具体的细分,但能否自如运用合适的诗歌美学方法,还是诗作是否成功的一个准则。
    一些西方诗歌往往不注重诗美品格,直白地阐述自己的论调或情绪,使人如同嚼蜡。故而提倡写没被污染的现代诗,达到这样的典范性效果:
    1.文笔的精炼性。
    2.叙述的条理性。
    3.意象的灵动性。
    4.手法的得当性。
    5.立意的新颖性。
    6.风格的独特性。
    7.格调的文雅性。
    文无定式,意无边际。文武之道同理,都需要有功夫,有步骤,有变化以丰富诗美维度。
    诗非刻意为之,主观的东西要不留痕迹,客观的内容要恰到好处或者说绝妙。  
    作品可由灵感突现时信手拈来,于不经意中诞生,写出率真之作,也可因研习磨砺打造,日趋完美,留下性灵之笔。
    具有文化学意义的诗歌为大众所认可。提倡“高格写作”须精炼造句,雅致润色,丰富层次,以风雅文章体现深厚修养,高雅格调,纯洁品格,超然境界并成就文雅风气,良好风化,文明习尚。
    艺术创作实际上是扑捉挖掘美、表现提升美两个阶段。诗歌的美,既有形式美、结构美,又有语言美、音韵美,更有意蕴美、情趣美。学习诗歌是享受美的愉悦之 旅。好的诗歌以语言特色见长,给人以美的享受。应该让人看懂,让人爱看,让人想看。
    诗人有灵敏的艺术嗅觉,会自觉把握拿捏和体现诗美本质及基本要领,如脉络清晰,层次起伏,趣味性强。
    新诗的经典性在于其审美规范,即艺术性,包括典范性和新奇化两个层面,精炼语句,侧重惊奇乃诗之要义(熟悉的陌生人,语言浅显又不失意蕴)。善于调整视角,惯于仔细构思。诗作可由此渐次进阶为能品、妙品、神品、逸品。
    一首好诗就是形式,内容,技巧的圆融。作品不该是只给自己看的没艺术性,没水准,没品位,胡编乱造的东西。    文似看山不喜平,新诗创作需要发散思维,艺术性地组织语言,有技巧的支撑才能出奇制胜。
    一些诗歌走向了散文化,流于平淡叙事,局限在细微处理上,缺乏典型性,立意不佳,不够新奇,流于一般化,需要在立意和抓取切入点上侧重典型性、新颖性,以 鲜明的个性唤起读者的共鸣。“你要写地铁就不能只写地铁”(参见诗神一如致敬宋词系列的地铁意象),这句话实际上是拒绝老套,通 过叙事开掘新意,有独辟蹊径的角度。什克洛夫斯基有关“陌生化”中对于“语义转移”的诸种说法,被他引 以为据的,有意象、比喻、明喻、暗喻、双关、代用语、指代、逆喻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将材料置于一个异乎寻常的位置”,乃是 “陌生化说”的基本含义之一。陌生化(新奇化,摆脱一般化)的前提是作者熟能生巧,一方面熟悉作品的情感溯源,一方面要熟悉创作 手法,从文字雕琢开始炼字炼句,熟练至炼意。


    浪漫因子                         
    浪漫主义是开放的审美范畴,是文学艺术传统的创作方法,也是一直延续至今的基本脉络,其实质亦即核心是浪漫主义精神,注重唯美路线及美的挖掘。而今当代文 学艺术丢失了一条优美的路线,美的意蕴及表现力成为创作上普遍的短版,但仍有一些入世诗人及隐逸诗人坚持操守,以纯粹的艺术观创作精品,塑造经典,开启出 浪漫主义的新篇,闪烁着浪漫主义的光芒,诚为诗界之幸、文明之福。
    富于想象的、惹人欢心的、出乎意料的、不同寻常的、富于传奇的,和美好情怀、意蕴有关的,都是浪漫的特征。浪漫主义强调主观愿望与理想,本质上是性灵、性 情、情怀的产物。注重想象和灵感,提倡精神自由,仍是极具生命力的美学价值。新经典主义诗歌流派主张重拾浪漫主义优秀因子,同时关注新思潮态势,有机地借 鉴吸收,让诗歌的生命日新月异,永葆青春。
   
    禅风神韵
    智慧人类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卓越创造超越了神话,而中华文化尤其独特、别具一格。讲求神韵的中华文化是这个民族精神的独特体现,美轮美奂的诗歌更是经久不 息地流传着。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对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啻为一个有益的启示。将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神气韵接续下去,需温故知新,借鉴国学。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诗言志,小而言之是志趣,包括精神、情感、感悟,大而言之可成为一时期才思的凝聚。创新更需要有性情、有志趣、有阅历的大手笔。
    从理论到创作,佛教思想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容上和形式上的双重契机,对律诗和纯文学的产生起了直接的作用。以禅入诗更是使禅诗成为唐代诗坛的奇 观。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于屈原,至盛唐又是一次高峰,不能不说,佛教经典中那些瑰丽的景象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
    佛教影响了文学理论的现量说,境界说,妙悟说,神韵说。
    禅宗兴起后,诗人受禅的影响,以禅入诗,促成了古代诗歌审美旨趣的成熟。唐代大诗人王维以山水示禅境,最为杰出,有“诗佛”之称。
    宋代说禅理、示禅境之诗更见繁多,这时转以筋骨、理趣见长,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及当时被称为南宋初度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把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趣的境界。
    禅诗的兴起也导致了“以禅喻诗”的诗歌理论的诞生。前人将它分为“以禅参诗”、“以禅衡诗”、“以禅论诗”三个方面。
    以禅参诗指以参禅之法阅读、欣赏诗歌。不拘泥于文字,讲求言外之意,意外之情。
    以禅衡诗是用禅家不同的派别来比况诗歌,借以评品诗歌的高低。代表人物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有完整阐述。
    以禅论诗多是借禅家的妙谛之说来论述如何作诗。
    金代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为达到思想境界的超然,史上不乏远离尘世、走向山林的儒释道徒,那时的人们就意识到了纯粹的文学应不为尘世间的幻相迷惑。
    近代革新的思想先驱们在新文化建设中,对儒家以外的传统文化产生了特殊兴趣。以“普渡众生”的救世哲学为理论的佛教文化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再度兴起的。从龚自珍、魏源、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相当一批思想家和文学家,都曾一度虔诚崇扬佛学,称颂佛理。废名、丰子 恺等人的作品中,明显弥漫着佛教禅宗的那种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较为突出的有许地山的《命命鸟》、施蛰存的《鸠摩罗 什》以及废名、俞平伯、丰子恺、夏丏尊等人的佛教禅宗趣味浓郁的作品……
    国学中典型的隐逸文化中,隐者仙风道骨,心境亦如月光,作者也会因超然的心境,身在喧嚣都市,笔下却是青山绿水,身在尘世,文笔却有着神话色彩,诗亦如绘画之写意,而不是照相,超凡化境。

    性情中人
    艺术是文明的灵魂,艺术家都有着有趣的灵魂。
    诗人首先是情商殊于常人的性情中人。诗歌是引导灵魂的巫术。古典文学兴盛,和彼时文人的人文积淀是分不开的。
    文如其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是时代精神、传统文化、文学审美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达到了“道、技、人”的统一。
    足够的生活阅历,坚实的语言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知识结构,娴熟的诗歌技能,宽广的精神气象,鲜明的个人风格,符合文艺基本理论,有艺术性,有独特风格及新颖性的创新之作才可能成为经典。
    做到典范性既要树立精品意识、掌握基本技法、语言功底、表现技巧、提升文学造诣,人文素养,还要表现生活磨砺,人生阅历及感悟,丰富精神意蕴,形成多维视野。
    在诗歌和其它门类的创作中有两种不可取的现象,一是不讲基本知识和技法,随便写来,写完拉倒;一是玩弄技巧,没有生活体验。如此这般,所谓的文艺创作就成 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精神向度而言,低俗乏味是诗歌的一大禁忌,把无聊肉麻当有趣,甚至不惜违背公序良俗,无疑也会是败笔。
    成功的写作,凭的是内功的修为与历练,说到底是作者人文精神塑造。功夫在诗外,个人修为、人文素养、世事历练、人生阅历、题材选取等思想性方面也许就是贯穿诗人人生的主线。
    成功的作者往往会在随物赋形的基础上赋灵于物、实现独具匠心的艺术性,从而言之有物,体现思想性。
    诗格也是一种人格。性情超凡脱俗,却有着刻在骨子里的忧患与沧桑,这是大诗人的一个共同特质。所谓诗心,是心灵、灵魂、精神到了一定的境界。从这种意义上 讲诗应该人是种创意型人才,要有经典意识、至创新意识,还要善于写五味杂陈的生活。疮痍产生创意,偶尔带入失意的成分(也可以是苦闷、惆怅、痛楚、孤独、 漂泊、失落、忧郁、思念、伤感),会加大纵深。经历磨难,经受苦痛,无形中会提升诗歌的深度及广度。一般家庭幸福,爱情美满,事业有成理想一帆风顺的状态 下不会有逆境写作的效果。
    人生的意义在于心灵的闪光,文艺的意义在于心灵的升华。写诗必须有情怀,若这种情怀贯穿一生,且文笔出众,那你可以称为诗人了。

                                                      结     语

    龚奎林认为,“如何诗歌,怎样规范”,需考虑:外部诗歌环境的建构,、诗人素质的培养、继承传统的可能、意象象征体系的营造、现 代汉语的诗性把握、现代经验的合理表达等几个方面,诗人的创作应做到:叙事与抒情的融合、自我与大我的互补、口语与意象的美容等。新经典主义的创立,对修 复诗歌生态,创作诗歌精品不啻为一个有力的推动。新经典主义诗歌,曾是诗歌档案之外的秘密事件,民间写作的草根诗人是新经典的生力军。当我们的作者、编 辑、读者都推崇高雅趣味,社会文治教化提升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就会是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俯瞰历史进程,展望人类文明。弘道以为己任,鸣磬 更当前行!让我们遵从使命的呼呼,学习精神的经典,坚守经典的精神!发现经典,鉴证经典!心向经典,必成经典!   
    中国诗歌,神话不灭!
    经典万岁!经典精神万岁!新经典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初稿于北京

        (部分观点引用理论界相关学者论述,本文未特地标注。)